与此相对，拉图尔则认为，在这种二元论影响下，科学事实被视为已经完成的封闭系统，成为真理、进步、普遍、理性的象征，摆脱了与文化的纠缠，更超越了地方性情境，从而获得了普遍的客观性。而“社会”或“政治”“文化”因素则成为科学之外的含混话语，代表了某种难以言明的前现代传统中的复杂性，从而使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称性转变成为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不对称性。然而，这种二元划分并非恒定不变。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体系的一个假象，并最终在控制论的意义上导致了科学意识形态的出现。拉图尔指出，将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近现代科学实验体系以其方法为自然对象赋予了客观性，使其成为具有超验性的象征符号，进而反证了科学的理性基础，形成了论证的循环。另一方面，社会的超越性同样也是被预设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作为整体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发挥作用。这种二分法的结果导致了自然还原主义或社会还原主义。其实，对这种还原主义的批判并非始自拉图尔。20世纪70年代的爱丁堡学派就提出了强纲领和“利益解释”模型，主张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从而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时，该学派反对实证主义和基础主义，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场域和结果，反对还原主义的阐释路径。他们所提出的“对称性原理”，主张将据信正确的或错误的表述同等对待，即对所谓客观和非客观的解释都持中立态度，并根据其社会影响予以对称分析。在技术的原初设定中，价值对齐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治理方法，彰显的是技术设计者企图通过人类价值嵌入机器体系的方式获得更加可靠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信心。然而，在面对技术-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时，价值对齐却无法真正有效付诸实践。一方面，潜藏于价值对齐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控制幻想假设了一种以人类现有道德水平和认知为基准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坚信人类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和原则足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植入更好的目标和原则。这无疑是一种人类在面对人工智能时的“造物主式”的傲慢。另一方面，围绕着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冲突、斗争等长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历史性和多元性构成了价值观本身的特质。那么，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时，人类何以能够空前地达成一种价值观念上的统一并将其附加于人工智能之中？如若不能，一种更加危险的趋势或许正酝酿于价值对齐的设计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者是否会以特定的价值实现对AI的“对齐”，进而诱使无所不在的人工智能产品以技术无意识的方式实现对人类群体的普遍性对齐？人工智能日益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领域悄无声息地掀起了一场革命，无数的在线服务和应用程序将处于不同地区的人类基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联系起来，不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被在线技术重构，而且同时伴随的还有一些关系的消亡和另一些新型关系的形成。作为数字实体运营的网络平台拥有的活跃用户数量有可能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然而，与这种技术上的连续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观点、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和冲突也更加以显性的方式得到展现，它们甚至超越了前数字时代的地缘界限。“聚集在流行网络平台上的大量用户群体比政治地理意义上的群体边界更为分散，而且网络平台运营主体的利益可能与国家利益产生分歧”。人工智能装置的出现只是在已经足够复杂的多元化和冲突之间增加了一些新的维度而已，技术的连续性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价值一致性的形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