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互渗式的建构主义立场在拉图尔看来远未击中要害。因为，所谓“社会”建构的提法依旧将“社会”作为一个先验存在的实体独立于科学之外。只不过这一次，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优先性的天平倾向了名为“社会”的假设集合，使其成为可能施加控制的一方。事实上，不但科学不是独立的存在，社会亦然，它是“另外一段不可见时空中不同力量之间凝结和固化的产物”，所谓“科学”，亦即是这诸多力量之一。尽管这也是拉图尔称之为“尽可能将精确知识与权力运作之间的二分割裂状态重新交织起来”的努力，但它并没有从本质上摆脱决定论的控制色彩。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拉图尔在再版自己和史蒂夫·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时将其改名为《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以此和社会建构主义划清界线。两位作者根据经验性的实验室研究过程提出，科学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在实验室内由习俗性的观念、规范和方法构建而成的概念体系，并非独立于仪器和范式之外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的展现方式之一。换言之，社会具身性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对于科学研究及其方法的理解和界定同时决定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科学活动本身应当被视为一种理念、传统和特定文化实践的体系——科学是一种文化，而非独立性的“中立”原则，社会同样也不只是价值的集合，它们之间互相界定，彼此参与，必须重新思考科学之所是以及社会之所是、所能的全部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拉图尔遵循了安德鲁·芬伯格对于技术哲学的社会使命的界定：对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的合理性进行反思。他对科学实践把曲解的现象解读为事实非常不满，因而重释了科学实验对所谓“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希望以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践活动引导读者重新理解科学实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消除人们观念中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绝对分野。由此出发，他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所制造的科学意识形态崇拜提出了批判，并关注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生产同权力互构过程中的关系网络，探讨为何以某种方式提出问题并界定其条件的机制。因此，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既涉及对智能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的评估，也涉及对所谓“人类价值原则”及其规范可能的理解。后者至今仍然停留在争议之中，而前者则是整个社会的智能化转型所面对的挑战。今天，简单化的人机关系理解模式已经无法理解泛在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重塑，在现有实践和未来趋势中，人机协作智能是进一步回答“人类如何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问题的基础性认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机协作和融合在不同的程度和场景中可以有个性化的应用。与单纯强调人工智能的超越性相比，协作智能的类型和开放性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潜力。重新连通效率与公平、性能与价值、情境性与普遍性、全球性与地方性，这也是后人类知识图谱生成的方式之一。三、直面人机系统生态：从具身认知到开放性网络